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是遵纪守法、通情达理的好公民。然而，事实却常常与我们的想法相悖——我们斥责那些不愿意当众揭穿小偷的“冷漠”旁观者，却往往发现自己也是该被指责的一员。想象一下，如果昨天晚上你刚抨击了一群“麻木”的乘客，今天早上上班或上学的路上就目击了一个不幸的受害者被小偷偷走了钱包，而你却和大多数人一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行为和你对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并且产生自责或者羞愧的感觉——尤其是当你再次面对昨晚的慷慨陈词时。社会心理学家将这种因为做了一件和我们习惯的（而且通常是正面的）自我概念不符合的事情而产生的不舒服感称为认知失调。（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Robin M. Akert，2007, p141）

 

一旦产生失调，我们就会感觉到不舒服——正如前文的例子所述。如果你有过类似经历，你一定会注意到，从体验到失调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会想尽办法要消除这种失调的感觉，这种焦虑大概不亚于你发现两只脚的鞋跟不一样高时带来的不适。以下有一些你可能会产生的安慰自己的想法：也许我帮助了那个受害者，我的安全会受到小偷的威胁，而此时受害者避免了损失又趁机逃之夭夭让我独自面对；或者，也许那个可怜的小偷正面临着道德的两难问题，他为了筹钱救自己病危的妻子才出此下策，可以原谅；或者，你觉得偷窃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小时候我们不是也在人家的田地里偷摘过那么一两个西瓜吗；最后，你也有可能在下次面临同样的情况时挺身而出喝退小偷，并且向他展示你强壮的肱二头肌——当然，前提是要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正如饿了就会觅食，渴了就想喝水，失恋了就会试图寻找安慰一样，如果出现了认知失调，我们也会要努力克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以上的几种可能对应着心理学家提出的几种消除失调的方法：改变认知，如偷窃并无大碍，不需要冒着危险阻止这种行为；改变行为，如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充当正义使者；增加新的认知，例如为小偷或受害者描绘一个或令人同情或激起愤怒的故事。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失调无处不在。我们总认为自己在某事上有稳定且一贯的态度，然而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态度不同时，就会体验到失调。有个好消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倾向于并且有能力解决失调，让自己的心态又恢复到稳定平衡的状态；然而坏消息是，当我们做出某种与自己的态度或自我概念不符的行为后，我们会经历决策后失调——在做了决定以后产生的失调，消除这种失调的方法通常是：提高被选择对象的吸引力，同时降低被拒绝对象的价值。（Elliot Aronson等，2007, p14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出了一个不那么明智的决策，我们往往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聪明理智的决定。

 

例如，我自认为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身揣两百元去逛街，准备买一件这个季节急需的夏装。我同时相中了两件衣服，却因囊中羞涩只能付得起一件衣服的钱。其中有一条飘逸的长裙子，对于成天待在实验室的我是实难有机会穿上的；另一件是朴实而方便的短袖衫。几经犹豫，我最终由于实在抵御不了漂亮裙子的诱惑而掏钱买下了这件不实用的衣服。买下衣服之后，尽管这个行为大大违背了我一贯坚持的勤俭实用原则，我仍然会忍不住为这裙子找优点：我在此前并没有买过这一类的裙子，我也的确想穿这样的裙子，或许穿着这样的衣服做实验也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不方便；同时也给被忽视的短袖衫加一些“罪名”：这样的衣服我已经有很多件了，似乎用不着再买一件，袖子的形状也不好看，还不是100%棉的。如此一来，尽管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我还是认为自己是聪明有眼光的。

 

决策后失调同样也可能体现在其他的情境下。例如，我们花费千辛万苦加入某个社团，却发现它令人大跌眼镜——社团虽然名声在外，却很少组织让人满意的活动；它号称是一个学术社团，却鲜有学术交流。总之，这个社团根本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管理混乱成员收获甚微的集体。然而，如果为了加入这个社团，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气力，经过层层选拔甚至痛苦的煎熬才最终成为其中一员的，那么很有可能会忽视它的种种弊端。例如我经过三轮筛选，许多次面试甚至参加过培训班才加入了广播站，可是发现广播站的气氛不对胃口，播的稿子也了无生气难以击中要害，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认识到广播站隐藏在三轮考核浮华背后的空虚。我们会找各种理由：其实广播站也没有那么差劲！其实报社比这里还要无聊呢！其实乐团天天都在演奏同一首红歌！花费的力气越大，我们会越倾向于认为自己加入的这个组织是充实而有意义。如果询问一个轻松进入广播站的人，他也许会坦诚地表示这里真没劲，并很快就退出了。

 

如果仅仅是导致生活中不明智的决定，失调也不会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更坏的消息是，失调甚至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

 

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他的书中描述了一个故事：越战期间他雇用了一个参加过越南作战的年轻人帮助粉刷房子，这个年轻人“是个做事十分可靠而且诚实的生意人”。然而当两人讨论起对越战的态度时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年轻人“认为美国介入越战是有道理的、正义的，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民主制度’”，而阿伦森的观点却完全相反。当他指出这场战争是“杀戮、残害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包括老人、女人及儿童”时，年轻人说：“嗨博士，那些人不是人，他们是越南人！他们是东方人渣。”

 

为什么这样一个诚实亲切的年轻人会说出如此令人震惊的话呢？这正是他解决失调导致的罪恶感的方法：因为杀戮无辜的平民和弱者他感到被罪恶感折磨，然后为了解决这种行为与其善良本性之间的矛盾，他采取了被作者称为是“憎恨受害者”的方式：“他说服自己相信越南人是人渣，那就可以使他对于伤害他们这一件事感到不那么可怕，从而消除了他的暴行跟他认为自己是高尚的人这一自我概念之间的的失调。”（Elliot Aronson等，2007, p156-157）

 

有时候，认知失调也会帮助我们制造一些和谐和浪漫——例如，一种被称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效应的现象启示我们，如果你对一个人行善举，那么往往会得到好的结果——就好像那个粉刷墙壁的年轻人对他人行恶就带来不良后果一样。当然这绝非是种“果报”理论。在阿伦森等人的书中提到（Elliot Aronson等，2007, p155），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表示，通过向一个不喜爱他的议员借书，他们俩最终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认知失调理论的解释为，如果我们去帮助一个不喜欢的人，结果说不定就会喜欢上他——当我们给予不喜欢的人帮助时，其实是经历了一种失调，我们的行为和对此人的态度之间发生了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失调，我们会尽力说服自己这个人是好的、值得帮助的，从而注意并强调了其优点，而淡化了自己本来不喜爱他的事实。这个故事倒是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如果想追求一个本来不怎么喜欢你的姑娘，或许也可以通过求得她帮忙的方式来逐步制造她对你的好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