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的幽默 / 五颜六色的熊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难道现在这个世道，还有傻子么？”

但是说这话的人，常常成为受害者，而时间久了，由于实际遭遇的摧残，他们越来越会出现迫害妄想狂的症状，怀疑真诚和正义，只相信金钱，在权力面前匍匐，而在他们终日得意洋洋的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想要拯救他们的那种努力，将在那堵由愚昧的自信构建的厚重大墙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在心态上，人由于贫穷和不自由而造成的心态，即便在富裕后，还是会流露出那种莫名的不自信，这种不加理性辨析的自卑，有很容易由自卑发展出仇恨。我的老爷曾跟我讲起他家族的盛衰，那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写照。在我外公的祖父一辈，他祖父兄弟两个背着2个筛子从河北保定一代到北京，以摇煤球为业。我外公的这一位祖父有个平常的农民的名字，叫做徐四，不光会卖苦力，还有一定的心计，比较善于维护和客户的关系，煤球质量比较好，份量上实在，这样诚信经营在经历2代人后，终于有路边小摊发展成为拥有煤行和车行的在北京西城区据说颇有些名气的商家。我外公的父亲，在出外到庄子里面收租的时候，碰到了常来勒索的共军游击队而被绑票，最终性格刚烈的曾外祖父由于痛斥共军游击队从不抗日和骚扰百姓，而被撕票，撕票后酒足饭饱的共军游击队还不忘抓上2头猪，带上强征来的粮食，以抗日游击为名再次飘然而去。无论是国军甚至残忍的日寇，也很少干出绑票勒索的事情，那时百姓更多接济的是国军，而地下抗日，暗杀日寇汉奸的都是国民党所为。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的奶奶也目睹了通州保安队反正时拉出的很多车日寇的尸体，在整个抗战里，他们没有听到其他党干过什么实际的事情。




1945年后，经济开始恢复，百业待兴，那时候生意又慢慢好了起来，当时西城区有一处房产，抗战前属于国军的一位将领，后来日本占领时改成了小学，当国军接手后成了兵站的仓库，而国军将领已经阵亡，他的遗孀和孤女生活窘迫，更无力收回这处房产，只好将此处出售，在1947年初我的曾外祖父的弟弟以150根金条外加2万美金买下了这处房产产权，作为北京市的参议员，找当时一个姓吕的兵站司令（当时正在与一个优伶闹绯闻）运作，终于让兵站搬家，在1948年的时候得到了这处房产，还给了我老爷一块前后的院子，这就是外公在北京的老宅，斜对面就是马寅初的家，这时他们估计为了进入这个都是书香门第的高档社区还挺高兴的，不过我看只有我妈才和书香门第们的孩子们是同学加朋友。当年外公不喜欢读书，从小淘气贪玩，到了15岁，虽是富家公子，但也得到煤厂去干粗活，到了17岁开始从伙计开始学习生意，第一次一个人办差，就是到吕府去送信，从门房拿一个回执回来给叔叔。

在不久以后，这些老实而目光短浅的生意人，就为了他们的财产而深受苦难，好在当时的富家子弟，多数都并非养尊处优，还都颇堪风雨，这让他们受苦之时可以忍受，终于熬了过来。比较精明的是，在公私合营之前，曾外祖父的弟弟和老辈的媳妇们也算见多识广，主动将煤行车行都送与当局，以谋得给子孙们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也使得老宅没有遭到没收，在文革后还能恢复产权，而大多数人就没这样的可怜的幸运了。

在1949后，经济逐步恶化，原本北京的普通人家，10天之内吃点鸡鸭鱼肉，是很正常的生活，当然社会绝对底层的那些人，尤其是战乱流民，并不比今天北京的流民少，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各处有很多粥场，行会商会都会有组织的赈济，而且占的支出比例也不少，所以饿死的人并不多。

在文革的时候，虽然那种家庭一定会遭到磨难，但是最让人难以相信的是，首先带人来抄家的并非是那些经常得到接济的绝对的平民，而是外公家里收留的一个小叫花子，外公们不但救了他的性命，还让他念了几天私塾，因为他年龄较大，不喜读书，就让他在煤厂干活，并给了他一间房子，还为他娶了一房媳妇。在那被抄家的一瞬间，还在上初三的母亲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流民，你可能认为你给了他正常人该有的一切，但是他觉得还不够，甚至财产给他也还不够，他要是不爬上主人的位子，让你匍匐在地成为他的奴隶，他的心里永远就无法觉得自己是正常人，但是幽默的是，他现在和他的后代，心态据说也依然没什么变化，传承这个东西，有时候是顽固的。虽然他看到最好的东西都被红卫兵头子拿走了，但是他为了能够在匍匐在上级脚下的时候，还可以享受欺负别人的乐趣，那个时刻是他至今还怀念而念念不忘的时代，至今他只有到那个纪念堂去看那块腊肉，才可以让他在回忆中找到片刻尊荣。唯一有些益处的，就是他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可能因为当年混得好的流氓，其实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所以在棍棒的教育下，听说他的孩子是上完了初高中的，这在过去也是很不错了。

母亲下乡的时候，农村确实庇佑了很多孩子，那时候城里的孩子不会干农活，农民们还算厚道，虽然因为知青偷东西太多了，冬偷玉米夏偷瓜，乡民们防范甚重，但是在缺衣少食的时代，农民还是可怜这些知青，在愤怒中少不了接济，大队书记在斥责中也少不了怜悯几句，说得最多的就是可怜了这些城里的娃娃，造孽啊！下乡运动唯一的受益者大概就是我和弟弟这些人，否则就不会有很多父母的相识了。

但是想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文化，是非常难的，当年知青中曾经有朝阳区的男孩子追求母亲，但是被长辈所制止，原因居然是西城区的姑娘怎么能够嫁给朝阳区的，这在今天也并非不可想象，上海徐汇区的人在十多年前一听说孩子要找杨浦闸北虹口的对象，心里也在打鼓，如果对方住在西宝兴路和虹镇老街这样的地方，那多数是不干的，对此知识分子家庭反而开通些，要是工农干部家庭，那反而更加难办。改变这样观念的，确实是城市发展后的商业地产，如今谁也不知道邻居是哪里来的，人们的流动性大了，已经是英雄莫问出处，所以以前的那些老笑话很多都不管用了，只有在布尔什维克们的身上，还有着不少的笑料。




上海这个地方，其实自清末以来，就是中西文化混杂碰撞的地方，而五四以后，更加精彩，其实真正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地，就是上海。在上海的杨浦、虹口、闸北区中，原来大量的流氓无产阶级既可以成为黑帮和流氓，也可以成为工会组织的对象，这些背井离乡，缺少文化教育和业余生活的城市流民，一旦精神受到某种鼓舞，加以组织，很容易将平日的种种不满和无处发泄的愤懑转化为行动，虽然这些人在黑帮和极端组织之间产生交叉和游弋，但是黑帮通常作为现行体制下的附庸，而不会对政权提出挑战，而极端组织在组织结构上要比黑社会还严密，但是他们要做的是颠覆，那种颠覆的心理内涵，无论是1921还是1966，其实是一样的，那种不自信的来源是公民社会的缺失和人口流动性的爆发，在传统的社会体系鞭长莫及的时候，尚未成长为有公民意识的民众对于自己自尊的如何肯定找不到立足点，很容易诉诸能够立即表现自我的行动。

在美国最初宪法讨论阶段，支持宪法的联邦党人多数是乡绅、商人、知识分子，而反联邦党人多数是代表下层的，其中也有很多对强权当局充满恐惧的思想比较深远的智者，辉格党就是其中的代表。例如在马萨诸塞的反联邦党人就非常的强大，他们对于严厉的镇压胡斯的反抗非常不满，穷人们怀有某名的恐惧，总觉得富人一定在算计他们，他们觉得富人帮他们考虑问题这件事情一定有哪里不对，但是他们又很难有说服力的说明到底是哪里不对。其实这无论在200多年前还是在今天，这样的想法都很有道理，可以说每一个阶层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派别，的确都有各自的道理，例如对于一个强大而人数众多的常备军，到底是成为保护国家的手段，还是劫掠国民的工具，美国社会各界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信任，因为显而易见的事，第二种功能的实现非常的容易，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事实上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都谈不上有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强大的常备军，他的军队更像一次大战后德国的由容克军官组成的十万大军，其中军官的比例非常的高，而各州的地方武装加起来，要比联邦的军队人数还多。

现代社会的构建，需要建立公民社会，而联邦党人的素质其实是比较平均的，他们基本上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总体上他们是综合了政治上的激进革新和道德观上的保守因素的的有绅士气息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肯定是少数，但是他们掌握了社会的财富和主要媒体资源，而反联邦党人虽然人数众多也很强大，但是理论体系较为散乱，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对媒体的影响力。美国成功的很多因素得天独厚，历史机缘巧合到像是上帝的惠顾，比如开始的选民要成年男子，拥有一定的财富，而后再逐步成功，国家的扩张周边没有强有力的敌人等。（以上参建《宪法的原始含义》）这些点在别的地方后来就很难复制，因而保守的革命在社会资源匮乏的国家很难发生，越是人口众多，可利用资源少，国民贫困而国民缺少教育的国家，越容易发生暴力味道更浓的革命。有一部分的似乎可以说，美国的兴旺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的基础之上的，人类的文明建立莫不如此，欧洲的宗教冲突甚至比这个还残酷，但是受害者很快又能成为加害者，美国人对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以色列人对于巴勒斯坦人，都显示出人的本性在弱者面前趋同的暴力倾向，但是这个过程从今天的巴以冲突来看，杀戮的效果对于财富的转移是明显的，而对于文明的进步，其实没什么效果。对于文明进步真正有效果的，是合理制度下的人权保障，这其中财产权的法律保障至关重要。

在人类历史上，财产所有权长期都是依靠暴力而确定的，这个过程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从土地的所有权，到对所有权剥夺的过程，甚至是暴力拆迁表明了一个问题，在英国12世纪稳定下来的主要靠法庭薄记来确定财产所属权的基本制度保障（针对一个国家的体系内部而言），在中国今天还没有能够确立。在欧洲所孕育的基本产权制度中，王权对产权的影响力自教会能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开始与王权抗衡后，开始逐步的下降，而佃农续租权与领主的不可变关系逐步变得成为法律惯例，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佃农固定的土地所有权和转让权与领主的税收权的关系，再以后佃农们甚至开始主动为领主作战而保护其对土地的固定权利。在英国的农民自12世纪开始流动比例开始加大，至15世纪以后在30年内出让土地的比例高的惊人，这对英格兰而言，是产权固定后从财富积累到产业升级导致社会结构变化的良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开始成为底层人民习惯，不止贵族和上流社会间遵循法律、协议和公证，普通的农民也开始掌握了基本的法律原则，这些习惯用法律解决问题，而不是暴力破坏秩序的人，才是现代公民的始祖，那些习惯暴力分配产权的人，是现代文明的敌人。

对于美国人本身，他们与我们同为人类，很多丑陋之处别无二致，例如通用汽车的工人宁愿公司破产，也不放弃很不合理的高福利，这种对于既得利益的维护，并无不同。但是美国在建立上的流程尤其是反映在宪法制定上的基于非暴力协商的有秩序冲突，却使美国宪法在权衡上反映了各方的意愿，尤其是各个修正案和以后的人权法案。政治斗争和阶层冲突，在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使用非暴力协商原则建立的社会中，使用的是非暴力的政治冲突，通过立法和法律流程来协调，而暴力原则建立的社会，它只能利用暴力集团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倾扎来实现对政权的控制，它事实上不能通过法律和协商解决问题，因为一旦主要使用法律和协商来解决问题，那事实上意味着暴力集团对政权的失控，直接后果就是政权的解体。所以军事政变的结束，通常都是大选。而美国强大的常备军在一战后逐步成为事实，二战后力冠全球，但是不可能威胁美国的国民和政治，那是因为军队是由公民所组成，正像罗马的士兵跨过台伯河后就不是士兵而是听命于元老院的罗马公民，美国士兵在维护他们最基本权利的宪法面前，不会遵从反文明的召唤。就目前而言，虽然被描述的大公司财团的所谓第四种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力如何如何，但是每个公民一票的这种稀释和个人主义自由化的选择权，却无疑是最强大的，在基本数学统计中，公民权利牢不可破。而多元化的政治组合，是避免因为身份认同感而造成单一阶层掌权后的阶级暴力的唯一方式，否则阿马蒂亚.森所说的那种身份认同感与暴力的结合将是恐怖的，假设再一次流民获胜，那不光是当政者，很快所有财富都因为与当政者脱不了干系而遭到暴力分配，直到这个理由下的一切都在没有创意中没有效率的分配后，暴力才会因为疲惫而歇息。（参见《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阿马蒂亚.森著）




这几天世博开幕后，我们不出预料的看到了一些令人心痛的场面，哄抢礼品，乱扔垃圾，踩破花盆等等，这倒是不必像某些网友诟病上海人那样归咎于上海那些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民众，对于整个中国那没有公民权的人，也就是没有完整人格以建立尊严感的人，这并非是某地人的专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不从企业拿点什么回家，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钢厂的工人们偷钢球，放在饭盒里带回家，副食品商店的人带副食品，肉店的拿肉，公务员从食堂打饭带回家以飨全家，部队的人把军装送给亲友，甚至学校老师要拿两盒粉笔回家，也不知道这能干什么，农民们最为可怜，有时候他们相互偷窃，最后甚至成了隐性的物物交易。有多少家长教育孩子在上车的时候膝盖弯曲，以便少买一张儿童票，在写作文的时候编瞎话…。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灭绝人们的尊严感，在强行高积累和胡闹导致的物质匮乏下，人们卑微到了极点，为了能吃上定量发生过多少匪夷所思的故事。

其实很多事情要感谢今天的媒体，实在的说，以前老师侮辱女学生，校园里面砍来砍去，以及病死猪肉瘟鸡的出售食用，村干部欺负死人，城市干部搞婚外情，并不见得比今天少，那时候各地的强 奸案件之多，放在今天骇人听闻。但是那时候大家觉得比今天好，因为那时候首先没有报道，其次肚子还没吃饱，对于饥饿的人，除了生存其余都是次要问题。在二战的挪威，以高贵著称的北欧妇女，被饥饿折磨的只要几个土豆，就可以跟德军上床，而一贯号称浪漫的法国人，跟着别人屁股后面伪装胜利者后，把很多迫于生计而跟德军上床的法国妇女头发剃光，剪去乳 头加以强奸，据说是惩戒，而以高尚著称的戴高乐将军对于这些报告，也只能无可奈何，这些都发生在上百万法国男子汉屈膝投降之后，这些投降的男人们还一度以英勇的战斗和猛烈的炮火与盟军战斗（见戴高乐回忆录）。

我们今天更为关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与正常的任何人一样希望能够稳定的生活，在不至于饥馑后，每个人也需要尊严，可是那种可以跟公仆们理直气壮的论理的机会，人们实在是没有，因为下级公仆和上级公仆论理的机会，也只是理论上的，所以平民更无奢望。当我们不得不向人民警察报告我们被窃了钱包电脑这样的小东西的时候，得到的更多是看好自己东西的警告，更别提自行车了，而如果你在背街小路上跟一头牛数落村干部，人民警察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那种效率悖论让你害怕，它促进小偷小摸，压制你对尊严最基本的奢望，更别提正义了。我们的确要庆幸物质的丰富和媒体的丰富，那比所有官方收音机都只有一个波段，只有一个电视台的朝鲜要强，现在有人很幽默的要学习朝鲜，好在那目前还只是说中国足球，那不过验证了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手段倒退这个推论。




可是暴力建立的权力要维护自己，也很艰难，它必须从一个不合逻辑到另一个荒谬，我们看过《王牌对王牌》这部影片后，知道人类撒谎的时候，眼珠子会有异动，可是我们看很高层领导的眼神就知道，这也是可以控制的，只不过在强力控制肌肉的时候，面部多少有些博列日涅夫式的僵硬，而中层领导撒谎的时候，很容易被看出来，分辨谁能上去，这点基本素质其实很重要。但如果不需要眼泪掩盖而居然显示出激昂，那恐怕就是毛式的无知作为内涵了。所谓各朝末期的世风日下，文明衰落，看看新的电视剧就知道了，我今天特意看了大约10分钟的新《三国》电视剧，以便核实网友们的评论，看了三英战吕布这一段，我就知道他们和前辈有所不同，前辈们演的，更像数百年来人们心目中艺术化的三国，而看不出主人公的出身，但是新三国做到了，我们能够看出刘关张这部分主人公们的出身，这是他们比前辈更为成功的地方，这也许倒是历史实际，不过我头上10秒钟差点以为曹操是卖烧饼的，而总感觉刘备身上少了些什么，后来感觉应该给刘备左耳带上一只耳环，配上那眼神和小胡子，就更精彩了。布尔什维克们的幽默，在于他们经常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去表现历史的诉求。




例如我们小区在4月30日居委会赶紧开了一个会，大意我们听懂了，是我们赶上好时候了，因为怕我们在这敏感期闹事，所以官员们在亲自上厕所后亲自去与开发商谈过了，补偿（在房子倒以前就不能叫做赔偿）方案在5月15日一定会确认，我估计这是所有的高级领导和外宾撤退的日子。居民们微笑着听完了这番高论，觉得没什么意思，不过我提出小区里的80后和90后们思维已经与我们迥异，可能没人控制得了，居委书记一下子很紧张，她不知怎么的认为我有可能可以说服他们，我说我连我自己公司的80后都管不住，我怎么管他们，这种恐慌的蔓延，到了5月1日上午，就是一部警车出现在我们小区的门口。




4月30日晚上，我忘记把金鱼从阳台上拿回来，5月一日早上，2条野生金鱼死掉一条，这些金鱼对于废气的抵抗力已经很强，可是30日晚上与我们相隔数公里的焰火，看来是过于空前了，那天早上，我也没有听到春天常见的鸟鸣，这几天也从未见过。不过在这些天里，每个小区门口，公共汽车站门口，都要站上2-3个穿有制服的志愿者，我们认得附近站岗的，都是居委会的干部，我路过的时候和他们点点头打招呼，可是我看到他们目光呆滞，满脸的无奈和痛苦表情，我觉得这即便在布尔什维克的行为艺术中，也是幽默的。




发文的时候，我看到这是我在搜狐的第六十四篇博客，仅以此文献给五四以来那些觉醒的人们，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们相信在100年后，布尔什维克留给我们的，多半只是幽默。